院士档案 徐宗本 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信号与信息处理专家。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西安数学与数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数字经济时代来势汹汹，在这场数字竞赛中，广州何以突出重围？南都“广州有数”系列报道不仅剖析广州担当、解析广州思路，还邀请了数字经济行业大咖问诊把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电动汽车协会主席陈清泉认为，广州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可以再大胆一点；组织3G/4G/5G项目研究开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建议广州政府要协调5G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徐宗本则要亲自在广州做“试验”，他说，科研不怕“走后门”，将在琶洲实验室建立一个健全的创新生态链。

从发布“数字经济22条”，到近日提出至2022年打造全国城市级数字新基建典范，无不预示着广州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加速跑”阶段。作为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科研项目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后续产业化的竞争力，进而关系到广州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

如何选择有前景的科研项目？如何更好的发挥科研项目的社会效益？近日，南都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在这位科学家眼中，应该改革目前的一些科研体制机制，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生态链。

现行科研模式陷“唯公平论”

南都：今年5月，您被聘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下称琶洲实验室）主任，您曾说，要在琶洲实验室尝试建立一个健全的创新生态链，出发点是什么？

徐宗本：目前我国科学研究的模式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立项，向全社会发布征集选题，大家可以自由申报选题，征集好以后就拿给专家评审。评审通过后，政府批一笔钱，要求在几年内提交一份结题报告。这个模式里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利于创新的方面。

首先是立项征求阶段，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政府的专业水平是有限的，通过的项目可能不会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目标有那么直接紧密的联系。而且，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公平、公正、平衡，所以评审时就采用了回避原则，这样很容易使真正懂的人无法参与项目选择。

南都：但立项意义重大，不应该首先保证公平吗？

徐宗本：公平导向并非不对，但唯公平而丧失效益是科研体制中很大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说自己的项目很好，评审意见能拿到5A，但拿到社会上企业的老板可能都不愿意投资，因为这二者突出的东西不一样。现在的科研体制，表面上是以公平为主，本质上却是没有人负责任的。评审的专家和项目可以说毫无关联，投完票就完了，后续没有人对通过的项目负责。

南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徐宗本：我们期望以效益、目标为导向而非唯公平导向。在琶洲实验室，我们就提出了“邀请制+推荐制+招标制”的研究项目立项制度，本质是围绕明确的科学和经济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找出谁能做得最好。

要像猎头公司一样找项目

南都：能具体说明一下您提出的立项制度有何独特之处吗？

徐宗本：首先我们以效益和目标驱动寻找研究人才和项目，因此我们实验室的项目邀请人必须有“慧眼”，而邀请人也必须负相应的责任；推荐制是弥补邀请制的不足，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非常权威的学术机构，这个机构成员的责任之一就是帮着推荐；招标制是当我们确实不知道哪里有好项目时采取的方式。这三个制度是递进的，也是互为补充的。

南都：选择项目时有什么标准吗？

徐宗本：两个原则，一是选择奇思妙想的项目，二是选择“欠一把火”的项目。第一种是别人不太愿意资助，或是常规评审很难过关的项目，我们通过自己的判断力来确定资助。第二种是已经有很好积累和前景的项目，独创性和领先性都很强，但需要调集力量综合集成或者急需一定资金去开展工程化，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学术判断和技术趋势判断来确定资助。我们很像猎头公司，怎么选人、怎么找项目，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和挑战。不过，我们会依靠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

南都：如何保证项目立项后产生效益？

徐宗本：我们从推荐制开始实行项目主任制，即推荐项目通过后，推荐人就需要对项目负责到底。同时实行驻地研究制和专家跟踪制，凡是实验室通过的项目都必须在广州研究，在实验室工作；专家跟踪制就是专家要了解、帮助项目解决问题。项目结束之后，还会严格地执行落地应用制度，不是只交几篇研究报告就完了。

南都：这样看来推荐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如何保障新机制实行？

徐宗本：推荐人的责任确实很大，但这是个人荣誉，本质上是调动了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我不怕别人说“走后门”，只要有真本事我们就鼓励你来。最怕的是项目做不出来，没有社会效益。

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公平优先的评选模式，怎么去做一件看似不公平但本质最公平的事情呢？我们的管理体系要改革，国家花的钱不太允许用在个人头上，但我们项目80%的预算都用在人头上，对科研的投入最根本的是对人的投入。因此我们的原则是“保证你有钱用，但绝不让你乱花钱”。

南都：目前项目遴选有什么进展吗？

徐宗本：我们第一批7个项目已经出来了，完全是推荐来的。现在还有很多东西都在探索中，但我初步感觉挺好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被邀请的人也很高兴，因为有被信任感。而且我们用人不拘一格，不管是不是退休，只要你认为自己能干成的就欢迎自荐。

让国家在科研风险投资中往前走一步

南都：您预期这个新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宗本：我们首先从文化角度进行改变，关键是冲破人习惯于一个体制下的思维。第二个是要尝试、体现我们中国人有勇气、也敢于负责任。但说到影响有多大，我觉得是一种经验积攒，能够给大学科研或是整个国家科研体系背后的创新生态作一点探索和思考。一年以后我估计就会有初步的改变，给琶洲实验室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们会带来惊喜。

南都：在您说的创新生态链中，企业处在什么位置？

徐宗本：创新不仅包括科研机构，也包括企业。我们以前总说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却总是做不到，这是因为我国的情况跟国外不太一样。简单来说，我国的创新主要是交给高校等科研机构来完成的，而具备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很少，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做出来的创新企业不愿意“买单”，无非是觉得基础研究离企业需求太远了，赚不了钱，所以我才说要以效益为导向。

南都：但基础研究也很重要，不能因为企业不投资就不做吧？

徐宗本：对，所以一开始企业怕没有回报不愿意投资，那我们就自己先承担一部分风险投资，让科学家的眼光走在前面，等到有把握时企业再把项目转走，等于是让国家在风险投资中往前走了一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新型的政产学研关系，让每一个项目在引进前都经过培育。

未来，琶洲实验室会有一个创新研究平台、一个重大项目计划、一个产业基金和一个产业园区。一个创新研究平台是指实验室，它汇集大批高水准的专家、人才；一个重大项目计划指围绕人工智能这条线，研究的项目和国家、省的发展目标一致；一个产业基金指围绕孵化的成果设立一项产业基金；一个产业园区指我们会将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放在一个科技园区内。以上四个“一”构成完整的创新生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