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琶洲实验室主任徐宗本

广州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正在不断提速。在今年4月发布的广州首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纲领性文件——《广州市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的若干措施》中，广州提出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并提出三个定位，即粤港澳数字要素流通试验田、全国数字核心技术策源地、全球数字产业变革新标杆。

琶洲实验室作为广东省省级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实验室，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广州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科院院士、琶洲实验室主任徐宗本。在徐宗本院士看来，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自身仍面临难题，即重应用、轻基础，原创技术和能力不足。琶洲实验室首要任务是做好基础研究，同时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的创新产业链。他也希望广州能够成为原始技术的发源地，更好地发挥枢纽作用。

谈人工智能
基础算法的突破需要默默耕耘

广州日报：人们对人工智能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繁荣和财富会造福全人类。但另一种观点是人工智能会加剧两极分化。如何看待其中的两面性？

徐宗本：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不仅是人工智能。一方面，人工智能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解放生产力。目前人口老龄化造成人口红利减少、人力成本增加。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工业生产实现机器替代人，从而分担重复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机器代替人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失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

但这并非对我们真正的挑战，真正的挑战在于人们是否能持续学习来更新知识。技术的本质，是延伸人类器官功能的方式和方法。但如果人人都停滞不前，不想学新东西，那就会变成落伍者，这才是社会最应该呼吁的地方。

大数据能让手机端口更针对性地推送消费者喜欢的东西，但也并存隐私泄露的风险隐患，这需要法律和伦理进一步跟上技术的步伐。但我们不能因为技术带来的一丝困扰，就否定这项技术。试想疫情期间如果没有健康码，人们都很难正常开展生产生活。

广州日报：斯坦福大学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发表人工智能(AI)相关论文的数量排名第一。但是中国人工智能底层技术仍不够强大。作为一名数学家，您觉得中国有多少数学家投入到了基础算法研究当中？

徐宗本：我首先想说的是，中国有一大批数学家正潜伏做着不为人所知的研究，这是由数学家的特质所决定的。数学家不能直接做出诸如无人驾驶、刷脸等人们能很快熟知的应用，但数学家从事的底层技术研究更加辛苦，这项工作既是为技术提供基础，也是为基础提供技术。其次，底层技术的突破是缓慢的，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投入资源就能立竿见影。

当然，社会还是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我们希望有一套考核方式和评价体系，来支持这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甘心奉献，这也是全社会要协力解决的问题。

广州日报：高考招生目前仍在进行中，如今全国已有超过200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这种趋之若鹜的开办专业是否有点盲目追热点？

徐宗本：人工智能已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动力，目前产业也确实需要一批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所以各个大学开办人工智能专业是主动适应市场的行为。但坦白说，人工智能专业还不是成熟的专业，各个学校仍然需要各自探索。

考生首先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的行业前景，但却不要只是追求热门。我希望考生把基础打牢，这样才可以应付变化的社会、变化的市场。

谈琶洲实验室
实验室要打造健全的创新链条

广州日报：琶洲实验室设立了“四个一”的模式，即一个科研平台、一个重大计划、一个产业基金和一个创新园区。一家实验室拥有产业基金和创新园区，这是比较独特的，琶洲实验室为何要在创新生态链上全面布局？

徐宗本：“四个一”可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实现基础性原创结果到应用技术，再到资金到产业的全链条打通。当一项技术市场化、成熟度还不够，还不能产生利润的时候，企业家往往不愿意投资。但是实验室是技术供给的一方，科学家能够前瞻技术的发展方向。琶洲实验室就希望投资那些企业家还不愿意投资的，但是未来将对国家产业发展有巨大影响的技术。

琶洲实验室有两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就是刚才所说的“四个一”，第二就是体制改革。我们具有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这个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持续改进的地方。

在政府主导立项的科研模式下，唯公平原则让真正懂行的专家只能回避项目评审。公平导向并非不对，但唯公平会导致丧失效益。琶洲实验室则提出不回避亲戚，不回避学生。但我们追求的是提高科研效率，做出实绩。

广州日报：琶洲实验室在提出“效率为先”的同时，也提出鼓励“坐冷板凳”，两者是否难以平衡？

徐宗本：琶洲实验室的目标是成为国家实验室。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们需要强调基础研究，鼓励坐冷板凳，才能迎来丰收期。琶洲实验室要突出基础研究特色，这样才能为人工智能提供动力和精神食粮。

但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不是立马凸显，而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我们也希望社会尊重和支持甘坐冷板凳的科学家，让这部分人有尊严地生活、有尊严的奉献。

广州日报：琶洲实验室所研发的分布式微剂量CT，是一项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民的科技成果。但该成果在推广应用时，似乎遭遇了一些波折？

徐宗本：这个项目其中有两个大背景。一是目前CT设备主要集中部署在三甲医院，这不利于实现分级诊疗。二是CT辐射剂量过高，易对人体产生伤害，大家也知道一年不要做超过两次的CT检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研发对人体无伤害的CT，且能够支持自由部署。

自由部署即设备无需部署在影像科，任何科室都可部署，农村部署也非常方便。医院只需安装CT终端，不必配备昂贵的处理器。CT终端仅负责X射线扫描，采集的数据通过5G网络或光纤传输到云端，成像、智能阅片等通过云端强大的计算集群自动调度算法完成。成像算法的改变也实现低剂量甚至微剂量辐射。

这项创新来源于数学。从科学家眼光看来，这是一项有利于支撑国家新型医疗体系建设的成果，而要真正实现产业化，其中还有很多困难。比如医疗设备的购销体系还很封闭，项目本身也挑战了现有CT设备厂家的利益。但我对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信心，希望把它带到今年8月底在广州召开的创交会上去。

谈广州
广州为科学家提供理想的工作环境

广州日报：您在西安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担任琶洲实验室主任后，于西安、广州两地奔波成为您工作的常态。您当时为什么考虑来到广州，并担任琶洲实验室主任？

徐宗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院士是种崇高的荣誉，院士也被给予更高的平台、更好的机会去为国家和民族做点事。我们必须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利用自身领域的专业科技知识，为国家发展尽些绵薄之力。

知识分子可以选择在任何地点完成这些使命，我之所以选择广州，是因为被感召到了。在和广州的主要领导沟通后，对方曾说道“我们办事很简单，第一选对人，第二给足钱，第三放手干。” 这三句话令我非常兴奋。

首先，我就是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琶洲实验室匹配我的专业。其次，广东广州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在有了更好的发展基础的情况下，愿意把更多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上。最后，科学家群体是一批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人，他们需要足够大的舞台，以及严谨而自由的氛围。广州所说的“放手干”，就为科学家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

我在琶洲实验室工作一年多以来。实验室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耳熟能详，也在诸多方面做出很多贡献。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自己被“充分信任”，政府确确实实是给足钱，让我们放手去干。

这是我的真实情怀。我在第一届理事会上讲的一句话就是，做这个实验室，尽管我在做广州的事，但是我在操国家的心。

广州日报：琶洲实验室所在的琶洲，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示范区。在您的眼里，世界一流的标准是什么？

徐宗本：世界一流应该是在新发展理念下的定位。世界一流不应该是急功近利，不只是聚集几家企业总部、研发出一两项技术，而是需要有长期影响力。我希望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要有雄心、耐心和恒心。

琶洲实验室就是秉持着这三颗心植根于琶洲。我希望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实验室研发的技术能引领世界，实验室的技术研究能够对国民经济有直接贡献。但是技术能否落地开花是个系统工程，我希望广州能在数字经济方面做更长远的规划。

广州日报：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广州成为“科创中国”的创新枢纽城市。广州目前也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广州该如何发挥枢纽的作用？

徐宗本：枢纽在交通上的含义是人流、物流等资源的集散地。广州要在科技创新方面成为枢纽，不能仅满足于为技术和资本搭桥，那样就只相当于一个交易的承载地而已。广州应该成为原始技术的发源地，思想的引领地，扎扎实实做一些别人“看不上眼的”基础工作，实实在在给国家做出贡献。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蓉芳 龙锟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马俊贤